我原本是卫生院的一名药剂制剂员。1978年，我离开卫生院调到安乡县民政系统，在火葬场当起了火化工。没曾想，这一干就是36年。
入行 常常梦见烧遗体
1978年前，我在安乡县安康乡北河口卫生院工作，是一位药剂制剂员。这年，殡葬制度改革，县里的火葬场招殡葬工。当时在卫生院住院的一位长者见我干事利落，便问我愿不愿意去。他说，这是个特殊行业，干到45岁就可以退休。我一听也没多想，就答应了。那一年我20岁，和我一同进场的，还有9个人。
1978年之前，常德地区所辖县没有火葬场，老百姓过世后都是土葬。在我的记忆中，当年常德地区在安乡、澧县、汉寿建了三个火葬场。因为没经验，当时的火葬场是我们从北京、上海等地参观回来后自己学着修建的。那座我们自己摸索着修的焚尸炉一用就是26年，直到2004年才更换。
火葬场修好后很长时间都没有人送逝者过来，直到1980年，我和同事才进行了第一具遗体的火化。过世的是安乡造纸厂的一位80多岁的老人。我记得特别清楚，接过遗体时，我和同事吓得手一直发抖。当时抬遗体是没有担架的，我和3位同事硬着头皮把用白布裹着的遗体送进了焚尸炉。火化时，我们几个人麻着胆子笔直站在焚尸炉边观察。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没见过这样的场面，就觉得反胃、不舒服，想吐。我们一直忍着，忍着，终于有位同事憋不住跑出去吐得一塌糊涂。因为是第一具火化的遗体，焚尸炉要预热，整个火化过程花了两个多小时。遗体火化完毕后，我们将逝者的骨灰清扫出来，包好交给他的亲属。
那天中午吃饭，我们谁都没动筷子，脑子里全是焚尸炉里的场面。当天晚餐，领导特别交代食堂别上荤菜，免得大家又反胃，可我们连素菜也吃不下。晚上躺在床上一闭上眼，脑海里浮现的全是那具尸体，背后直冒冷汗。大家都睡不着，就爬起来凑在一起聊天、打牌，一直折腾到天亮才上床眯了会儿。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都没敢吃肉。基本上是每烧一具尸体，就白天吃不下饭，晚上睡不着觉。睡着了吧，梦里要么是炉里的火突然熄灭了，要么是送尸车硬是推不进去，这样的状况大约持续了半年，我们才慢慢适应。
坚守 行行都要有人去做
在那个特别看重“身份”的年代，虽然身为国家职工，也有着不错的收入，但因为干的是同死人打交道的工作，总让人觉得有些晦气，而且在我们老家还流传着做火化的老了以后样子都会变的传说。所以，乡里乡亲没有一个愿意给我介绍女朋友的。
所幸在一次探家时，我被我丈母娘看上了。后来老婆告诉我，她当时其实非常害怕我的工作，后来慢慢想通了才嫁给我，婚后第二年就有了儿子。
虽然我热爱自己的工作，但遇到了不太熟悉的人，我一般都不说自己在火葬场上班，只说在民政局工作。有一次去朋友家吃饭，尽管是多年的老朋友，但上桌前，对方还是委婉地请我先去洗个手。其实，做我们这行的，基本都不主动和人握手，不给同桌人夹菜，也尽量不参加喜宴和生日宴，主要还是怕别人忌讳，避免尴尬。
要说30多年来没机会离开这个岗位，那也是假话。当年一起招进来的10个人里面，先后调走了好几个。1984年，我也有过一次调离的机会，还是当初介绍我进场的那位老者，他问我愿不愿意到供销系统去。那时候供销系统其实蛮吃香，但后来我还是放弃了，最难的时候我都熬过来了，已经习惯了。行行都要有人去做，关键是自己要瞧得起自己。
传承 “父子”殡葬工
30多年的工作中，我见到过各种惨象的遗体，裸尸、腐尸、碎尸……经过我手火化的遗体有数千具，印象最深的是2003年的一场凶杀案中的两名死者：外婆和外孙，在死了一个多星期后才被人发现，两具遗体上都长满了蛆，我们接到遗体时气味非常难闻，而且那些蛆还在不停地往下掉，那场景好恐怖。
其实，与对遗体的恐惧相比，更折磨人的是要经常面对生死离别的场面。我没有亲手送走自己的父母，都是同事代我完成的，我只是提前叮嘱：到时候轻一点、少动一点。
这些年来，在读懂恐惧之余，我更读懂了这份工作。火葬场，是生命的最后驿站，而我们，便算是天堂的守门人。
2002年，儿子退伍后也加入到殡葬工的行列，虽然领导说可以把他调到县劳动部门去工作，但我还是让他留了下来。可能会有人对我这个决定有些费解，但这活也要有人干啊。我今年56岁，再过4年就要退休了，儿子的加入，也算是对我工作的传承吧。
记者手记
去采访火化工段建军之前，我们的内心存有一些不安，毕竟要面对的是这么一个特殊行业，他是否愿意对我们敞开心门？
与其他服务行业不同，他们工作时不能微笑。然而，面对记者，火化工段建军露出了纯净的笑容。采访中，他很少主动提及工作中的苦，只有在记者问起时，才会简单说一点。
对他们的职业，尽管社会上有这样那样的偏见，但像段建军一样，绝大多数火化工的家人都很支持他们的工作。这些年来，与段建军同时招进火葬场的10名火化工中，有6人调离火葬场，2人离岗休息。还有1人调任殡仪馆做行政管理。只有段建军，还一直在坚守。坚守的理由，用他的话说，“最难的时候我都熬过来了，已经习惯了。行行都要有人去做，关键是自己要瞧得起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