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北流市南部的清湾、六靖等镇近年频现新坟被盗挖，已经安葬入土的尸体一夜之间不翼而飞。结果，一查下去吓一跳，盗尸揪出来两位镇政府干部，两位买家一位是广东省高州市荷花镇政府社会事务部主任，负责民政、殡葬管理等方面的工作。一位是广东省化州市那务镇政府综治办副主任，负责殡改工作。（11月2日中国广播网）
两位管理负责殡葬工作的公务员，知法犯法到如此地步，着实让人感到触目惊心，舆论的板子理应打在他们的身上。不过，各位看官且慢！不能到此为止，两位堂堂的国家干部，竟然沦落到想办法“偷尸”来完成工作的指标，其中的冷暖辛酸或许只有他们自己才清楚，背后的原因值得探究。
1956年，毛泽东、周恩来等151位老革命家签名倡导火葬。到1997年6月，我国颁布《殡葬管理条例》要求各级政府大力推行殡葬从简。然而，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现实中，殡葬改革推行起来并不顺利。网络上曾有一副“调侃”的对联：“挖人祖坟（殡葬工作）断人祖孙（计生工作），拆人房子（拆迁工作）断人财路（治理违章），横批是 “干部难当”。无疑，除了戏谑之外，也折射出基层的殡葬工作的艰难。
很多地方殡葬改革流行一口号：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那么，既然好处多多，为何殡葬改革长期遭遇“尴尬”。在农村，除了传统的桑例外，还增添了重要一项—火化，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不少农民将骨灰盒放在棺材里，“二次入棺”的现象比比皆是，对此政府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火化，不仅没有起到节约土地资源的环保效果，反而给农民增添了经济负担。
当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讲求的是“落叶归根”、“入土为安”。可是，农村的文化与殡葬改革就有冲突。加之，在孝文化的主导下， “偷埋”、“土葬”的现象在农村络绎不绝。《殡葬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应当火化的遗体土葬的，由民政部门限期整改；拒不改正的，可以强制执行。”为此，不少家庭就想办法“过关”，有的工作人员就乘机中饱私囊，寻租权力，有的就做出了荒唐事，正如两位工作人员“买尸体”。
一个文明的社会，应当尊重死者的尊严，当然社会政策的推进不能违背公序良俗。尽管有的地方有专门的“理事会”管理红白事，可是大多流于形式。如果，为了推行殡葬改革，采用传统的奖励举报的方式，这样只会激发农村内部的矛盾，并不是明智的举措。应该发挥出村民自治的功能，民政部门与村委会配合，成立调解员制度，在遇到矛盾的时候，本村人出面调节，反而能更加有人情味地化解矛盾。
当然，农村殡葬管理不能只靠事后预防。政府不妨循序渐进，参照城市的做法推进改革以奖代补。对于按要求火化的家庭，提供一定额度的丧葬补贴。不过，奖励的措施要的得当，也可以给表现突出的个人精神鼓励。毕竟，农村殡葬管理牵扯到农村传统观念，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这还远远不够，不妨普及农村的公墓和祠堂建设。除了土葬之外，给予农民更多的人性化的选择。
既然殡葬改革是社会政策，就会有人接受有人忧，对于农民而言，在话语权上本就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作为政府更需兼顾各方的诉求和利益，除了保持法律的强制力之外。在法律允许之外，不妨多一些人情味，为改革利益受损的群体提供更多的援助。如此，法律的执行不会停留在表面，政府工作人员也不必靠“歪门邪道”蒙混过关，最终让殡葬改革不至于遭遇“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