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基层干部群众说起丧葬问题，对现行的一些政策和做法颇有微词。除了反映有些地方大办丧事，讲奢侈，比豪华，农民“葬不起死人”，还特别说到一些地方把火化率高低作为年终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而实际工作中，推行火葬却极为艰难。我们走访了一些乡村，并和有关部门的同志深入座谈，深深感到殡葬改革是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但要切实搞好殡葬改革，必须深刻反思丧葬改革目标，转变工作思路，并纠正一些地方强制推行火葬等做法，给农民多些选择。
当前殡葬改革出现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把火葬作为社会政策目标，与中国传统丧葬习俗严重脱节。古人认为死了土葬，“入土为安”；而挖尸火化，通常是对仇人的发泄，是仇恨的象征。正因此，尽管我们从上世纪60年代起，就大力推行火葬，把火葬的好处说了几十年，甚至采用强制手段，一部分群众依然难以接受，甚至认为这种做法不合人性，不通人情。有的人不仅从思想上、心理上存在抵触情绪，而且在行动上千方百计逃避火化。
二是强制推行火葬，遇到强大阻力。过去我们倡导尸体火化，把骨灰撒到海上和大地上。用百姓的话说，就是“死、烧、撒”。由于相当部分的人不愿接受火葬，有些地方不得不强制推行。即使已经土葬的也要挖出来火化，引起许多人的不满和恐惧。某乡采取变通手法，规定时间执行火化，结果有九个老人自杀，提前离开了人世。有个地方规定交了罚款可以不火化，结果才30多岁的人也去交款。强制推行火葬造成这么多悲剧和笑话，可能是政策制定者们当初料想不到的。
三是有人以殡葬敛财，滋生腐败。有的地方基层干部利用农民逃避火化的心理，往往采取先默许再敲诈的方式，发“死人财”。如2007年12月6日《南方周末》报道，吴川县吴阳镇殡葬改革执法队私下收钱，默许农民土葬。结果农民土葬成风。某村在殡仪馆登记火化的54人，属实的只有8人。有些村庄的山丘上密密麻麻都是坟墓。农民为了土葬向殡改队长行贿，少则三到五千元，多则五六万元。有的干部一年收受百万多元。2004年以来，先后有四人因受贿被判刑。
四是修坟造墓成风，浪费资源、破坏环境。有些地方强迫火化，但农民火化后还要土葬。有的地方坟的概念早已不是“土丘”，而是砖石砌造，花岗岩、大理石贴面的“地宫”。这样做，不仅浪费钱财，浪费贵重石材，而且占用大量土地，更重要的是破坏生态环境。过去土葬，一代埋，二代修，三代平，旧坟慢慢消亡，土地自然还原。现在用水泥修坟，用花岗岩、大理石造碑，千百年都无法分化降解。时间久了，城市周边都将被墓碑包围。
五是祭祀方式双重标准，令人困惑。有人认为，在农村反对农民修坟墓，但在城市里却允许建陵园墓地；农村人死了，磕头作揖，披麻带孝，看作是迷信；城里人死了开追悼会，三鞠躬，戴黑纱，看作是文明。这完全是不可思议的城乡差别。
六是殡葬机构垄断经营，牟取暴利。殡仪馆，陵园墓地，这些机构本是公共福利事业，但由于独家经营，如同垄断行业，普遍收费较高，服务较差，群众很有意见。
反复思考上述问题，我们认为要进一步推进殡葬改革，必须树立新的丧葬观念，倡导新的丧葬之风，采取新的改革措施。
首先，要正确看待丧葬传统。鉴于现行的殡葬改革与中国传统丧葬习俗脱节，造成殡葬改革难以推进，有必要探讨一下中国的丧葬传统。《论语》中有句话叫做“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也”。意思是说对先人的祭奠和追思，可以纯洁民风民俗，使得人心归于朴实仁厚。可见丧葬不是一件小事。那么怎样办丧事呢？墨子提出“节葬”。主张 “不侈于后世，不糜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后世之急”（《 庄子·天下篇》）。也就是说丧事从简，不要糜费万物，不要炫耀礼法，要用规矩来勉励自己。但是庄子并不赞成。他认为墨子的主张太苛刻，太不合于人情了，也违背圣人之道，难以实行。人生时勤劳，死后菲薄，必然使人忧苦，使人悲愁，使天下人不堪忍受。在我们今天看来，殡葬要讲现代文明，但是古人的思想仍有借鉴作用。尽管墨子之说有些苛刻，但提倡节葬极有现实意义。庄子重视人情、重视民心，正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必须强调的。如果我们能够兼而有之，似乎更加合乎情理。
其次，要切实反思殡葬改革目标，建立中国特色的殡葬制度。人死了，是火葬，还是土葬；亦或是水葬，甚至天葬，从本质上说，是丧葬方式问题。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选择，这是文化习俗上的差异。一些丧葬方式不够文明，政府有责任推动移风易俗，也应该倡导文明丧葬方式，引导农民自觉抵制不良的丧葬习俗，但必须尊重农民，允许农民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适当的丧葬方式。这也是人的一种基本权利。我们决不能强制推行一种方式。鉴于中国人口太多，土地资源紧缺，保护环境迫在眉睫；鉴于丧葬事关乡风文明建设，事关社会和谐稳定，我们应当在充分听取意见、尊重民心民意的基础上，提倡中国居民可以接受的并体现文明的方式。如树葬，深埋简葬，等等。死了人，不筑高坟、不永久占地，如果种上一棵树，几十几百年后，大地就将被绿荫覆盖。这既满足百姓入土为安的意愿，又能达到节约土地、绿化环境的目的。
此外，要完善殡葬法规，依法治理丧葬。国家要从实际出发，修改完善《殡葬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要允许农民在节约土地、有利于保护环境的前提下，选择土葬方式。要改变城乡双重殡葬标准。民族自治地区可根据群众意愿制定可行的地方法规，规范丧葬行为。各地都要大力提倡丧事简办，反对修豪华墓、造活人墓，解决农民办不起丧事、葬不起死人等社会问题。殡仪馆等公益事业单位，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保本微利。对农民火化收费应给予优惠，对特困农民应适当减免，使农民切实感受良好的殡葬服务。
作者：曾业松 作者系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编后语
本刊5月号《关于“殡葬改革”的对话》，在读者中引起热烈反应。中央党校曾业松教授根据他对此问题的调研，专门给本刊投寄此文，提出他对“殡葬改革”的建议。看来，中国人也难逃哈姆雷特之问：“生，还是死，这是个问题！”前不久，陕西安康的“引产事件”，促使人们反思生命权的问题；曾业松教授提到的某地因强制推行火化，一个乡竟有9位老人自杀的问题，更使人震惊！——编者要问：在和平发展的年代，中国人的生死大事，难道也要一些科级、处级“公仆”费心照料吗？难道一些基层小吏为了所谓的“政绩”，竟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