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假期回老家祭祖，想起了爷爷去世那年的一些旧事。2002年前后，殡葬改革的新风刮得正猛，已卧床几年的爷爷不知听谁说了政府禁止土葬的消息，对火葬的担心成了他人生最后一程中的一块心病。早在十多年以前，爷爷和奶奶就找木匠做好了两口寿棺，用黑布盖好之后供于偏房之中。在盛行土葬的江汉平原地区，很多人过了六十岁就会开始操心身后事，提前准备寿棺堪称一种传统。
新政之初风声紧，常听说有新丧之人被扒坟后强制火化，爷爷便时不时叮嘱几个儿子，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人把他“烧了”。那年秋天爷爷去世，大伯用电话通知了几位至亲，然后连夜将他埋在了菜地里。生平喜欢热闹的爷爷就这么冷冷清清地走了，没有满堂儿孙为他哭丧守灵，没有敲锣打鼓办葬礼，甚至没有燃放一挂鞭炮。两年之后，殡葬改革的风声渐退，爷爷才从临时坟冢迁入家族墓地。
迁坟时我们给爷爷补办了隆重的安葬仪式，但奶奶直到现在仍觉得爷爷死得太憋屈，“哪怕旧社会也不会让人偷偷摸摸地死”。与爷爷奶奶的观念一样，在很多老人朴素的生死哲学中，入土为安才是最有尊严的告别，在焚尸炉中化作一捧骨灰将使得灵魂无所归依。了解这一点便不难理解，当安徽安庆市决定全面推行火葬时，为何会有10多名老人赶在大限前以绝食、自缢或喝农药的方式赶赴黄泉。
那些已近耄耋之年的老者，熬过了漫漫年岁的更迭，却被政府部门的红头文件“逼死”，确实令人唏嘘。如今的安庆，已经因为强推殡葬改革而全国“闻名”，入户毁棺的做法也招致了舆论猛烈质疑，处境可谓尴尬。可事实上，只要对中国社会的丧葬文化稍有一点敬畏心，就不难预想到，强推火葬必然遭遇民意的抵触。
中华文明的底色是农耕文明，中国人对土地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亲近感，因而土葬一直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笃信“祖有功，宗有德”，主张“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推崇“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封坟护墓则被认为是连接生与死的重要仪式。在“三礼”之中，就有相当篇幅是讨论儒家丧礼文化的。这也难怪，就连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也说：“中国人是最为死者操心的民族。”
中国丧葬文化讲究“隆丧厚葬”，根源于信仰体系中的祖先崇拜和鬼灵崇拜。在漫漫几千年的文明演进史中，“灵魂不死论”都拥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并逐渐形成了“生享富贵，死极哀荣”的生死追求。人们知道死者不会复生，但却相信死者的灵魂存在于另一个世界。如果子女不在丧礼仪式中展现孝道，则会受到先人灵魂的惩罚；如果遵循“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的传统，则会得到祖先的庇佑。
以现代的眼光来看，丧葬文化中的某些元素，确实带有封建迷信的色彩。不过，一个不容忽视的趋势是，在千百年的文化传承之中，丧葬文化的仪式和形制一直都在随着时代一起变化，尤其那些蒙昧落后的观念基本已被人们抛弃。比如，古人对死者的态度融合了“怕”与“爱”的双重心理，现代人显然已丢掉基于鬼灵崇拜的“怕”感；在选择丧葬方式上，选择火葬的比例近些年也在稳步上升。
如今政府部门主导殡葬改革，官方文件中最常见的理由是保护耕地。可实际上，在两年前河南周口发起“平坟复耕”运动时，就已有不少人指出，有些地方政府强推殡葬改革，可能掺杂了一些利益和政绩考量—推平百姓的坟冢，并不能增加多少有效耕地，但却能给地方政府带来数以百亿计的利益，也能成为一些官员政绩簿上的光辉一笔。事实上，安庆此次强推殡葬改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年初的山火烧掉了林业局局长的乌纱帽。换句话说，“去棺”其实是为防“去官”。
选择何种丧葬方式，归根结底是一个观念和习俗的问题。毋庸赘言的是，观念和习俗的改变往往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移风易俗常常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时间。如果为在短期内凸显政绩，以强权为甲胄，蛮横地践踏千百年来形成的文化传统，其结果可想而知。不知安庆市的官员为何没有吸取周口的前车之鉴—在2012年短期内推平数百万坟墓之后，人们在春节时又恢复了那些坟冢。
当然，呼吁政府官员尊重民俗民情，给移风易俗一些时间，并不是说推行殡葬改革的政府部门就无事可做。在如今的丧葬活动中，确实出现了一些不好的风气，这正是政府部门应该去引导和纠偏的。比如，政府应加大对殡葬改革的宣传，在简化火葬成本、建设公益性公墓等方面做好该做的事。用时间培植文化新共识，根本不需要生硬地以行政手段强推，也能在旧俗与新风之间更好地找到平衡点。文/汤嘉琛（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