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二环出官园桥西行是一条宽阔美丽的大道，高大的泡桐树护卫在两旁，花开时节，清香沁人心脾。今天的人们顶多只知道北京市委党校位于这里，却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有一处埋葬了数以百计的西方传教士的墓地。
在苍松翠柏和黄杨柔枝交相掩映下，灰色低矮花墙护围着一大一小两块墓园比邻立于校园中央。墓碑林林总总，厚重深沉。这就是闻名于世的滕公栅栏墓地，外国人称它为“Chala”或“Shala”。
乍看起来，一处古老的墓地，小小的一方院墙，几十尊斑驳错落的墓碑，四百年的历史，在中国绝算不上文物中的珍品。和它们相连的一些外国传教士的故事，似乎也与我们距离甚远。
其实，了解这段历史，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群特殊的“旅行家”——近百人，跨越四百年的时间，从遥远的欧洲，闯过九死一生的海上劫难，长途跋涉，来中国来北京，他们既是天主教神父，又是博学多闻、学贯中西的学者，充当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的角色。可以说，明末清初,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之行旅中国，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更是文化意义、心灵意义上的行旅。
是他们引导我们去看外面的世界，逐渐认识到自己在整个世界中的位置和角色，使自己从作为“天下”的中央之国转变为“万国”之一的国，平等地参与世界的共同体，既不过分倨傲，也不妄自菲薄，成为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开始建立真正的世界意识。
一抔黄土掩沧桑
我从小生活在北京市委党校内，有一个铁锁紧扣的墓园，只有当西方政要或是游客前来观光时才打开，我曾趁机偷偷溜进去，作为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我对墓地没有恐惧，只有好奇，更多的是久而久之的漠然。随着年龄增长，它与历史课本上那个意大利传教士的名字连在了一起。他叫Matteo Ricci，中国名字叫利玛窦，表字西泰。
如今，生活在院子里的人几乎对墓地熟视无睹，从来不曾听谁讲起它的故事。偶尔有远方的人献上一束白菊在墓碑前，也悄悄枯萎。院子里的野猫在墓园边安了窝，常见一只黑猫轻巧地从碑首一跃到院墙上。墓内西墙根的一棵小槐树，当时约碗口粗，如今已参天挺立，并被圈在墙外了。
直到读了大量史料，并且实地采访，我才意识这一墓地的不平常，那么多从遥远的欧洲扬帆而来的文化使者长眠于此。当我再次伫立在这块熟悉又陌生的墓地前，一切仿佛又回到了故事开始的那一天——
1601年1月，一个身穿中国衣裳的外国神父和几名随从，悄悄地走进了北京的朝阳门……从那以后，渐渐地，这个封闭帝国的封闭的都城居然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数以百计的西方传教士来到这里，生活在这里，甚至死在这里，葬在这里。
传教士们不远万里，背井离乡来到中国，本意是弘扬宗教，却无意中散播了西方文化的种子，就像原为觅食的蜜蜂，无意中传播了花粉一样。传教士不是传递科学的最佳使者。有的科学知识由于他们的宗教偏见而被隐瞒了，有的则被歪曲。但当时只有他们做了这件事。所以，传教士不应该仅仅在中国和天主教世界内部享有荣誉，而应该在所有同意“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人们中间享有荣誉。一块墓地，跨越欧亚两大陆的万里空间，在京城一角，记录了人类文明相交的历史足迹，显然值得我们一探究竟。
栅栏墓地探秘
栅栏墓地碑林的名望虽不及北京城内孔庙碑林，但作为北京地区墓地碑刻集中地之一，以其历史久远，数量众多，艺术风格独具特色而成为北京文人士大夫游吟凭吊之处。
这些墓碑本身就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碑文以汉、满、拉丁两三种文字同刻于一碑之上，极具特色。石碑的装饰艺术中，也处处可见中西文化艺术的和睦相处。代表天主教的拉丁文缩写标志，各类花型拼成的十字架以及三钉楔状纹，雕刻在碑首下方的中央，烘托出浓浓的宗教色彩；环绕其上的蟠龙似乎在昭告人们，西方宗教已经得到皇权的庇荫，只有获得中国皇权的恩准，西方天主教才能够在中国存在下去。
我们从碑文了解到来华传教士在宫廷如何“鞠躬尽瘁”、“恤死报勤”、“勤敏监务”、“德业兼著”。碑文依中国书法传统从右至左竖书，或笔力娟秀，或骨力遒劲，线的艺术美在曲直运动和空间构造中表现了情感和气势，与整齐划一的横书拉丁文形成鲜明对照。
碑座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这些浮雕描绘了山川、云涯、海洋、森林、走兽、飞鸟、花草等，对于传教士，当时人们有很多不解和疑惑，当他们摆脱尘世去见天主后，人们多从佛家理论出发，认为是现世苦难的终止，于是为他们设计了充满中国艺术特色的“天堂”图，因而十字架下，佛教花纹和隐喻坦然并存。
栅栏墓地堪称龙的世界，保存至今的有石门4条，小园26条，大园240条，共270条。远远望去，蟠龙高耸于松涛林海之间，威仪森严，这在所有西方传教士墓地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奇观，并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走近小墓园，耸立南端的石门左右照壁上，前后两面各镌刻一条独具明代特色的飞龙，龙首昂扬，龙尾由凤尾形图案构成。
小园内，倒品字形立着3块墓碑，利玛窦墓碑居中，汤若望和南怀仁的墓碑伫立于左右两侧。利玛窦碑，碑座四周为祥云图案，清新雅丽，碑身四周长方形镶边上，雕刻着飞腾于祥云之间的10条小龙，这是对利玛窦的一种特殊礼遇，加上碑首4条蟠龙，利玛窦碑通体共有雕龙14条。
大墓园的60块墓碑碑首，饰以祥云、瑞草或是蟠龙、游龙图案。碑座图案或龙形飞腾，或如意花草，或松梅瑞兽，或神话传说，构成了墓地完整统一的艺术佳景。
栅栏墓地体现了中外人士对彼岸世界的认同，更有以超越时空界域的冲动和广阔无边的想象力而创造出的墓地艺术美。如今，传教士们的身躯早已化作一抔黄土，融入中华大地，留下的是推进人类文明的可贵精神。耸立在这精神之上的一通通厚重墓碑，记录了在科学文化方面中西方曾经共同做出过的努力。
墓碑为何伤痕累累
义和团运动中，墓地遭到洗劫，墓碑被推倒、砸碎，墓穴被挖开，建筑被毁坏。1901年，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出银1万两，重修了栅栏墓地。并且在墓地南侧兴建了马尾沟教堂。除了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龙华民、徐日升、索智能等6人的墓碑单独立起外，剩下的77尊墓碑被嵌入新建的马尾沟教堂外墙。
到了“文革”，红卫兵又让三天之内必须拆掉墓碑，当时在党校负责房管的一名工作人员急中生智，提出将利玛窦等人的墓碑埋起来，令其“永世不得翻身”。学生们认为这个想法很有创意，于是利玛窦墓地虽然消失了，但墓碑却被保存了下来。1973年，在那个“科学技术是粪土，外国人是帝国主义，天主教更属反动”的年代里，马尾沟教堂被拆除。从此墓碑和那块耻辱碑散落在院中各处。有十几尊就在这个时期下落不明了。
1979年，挖出“破四旧”时埋入地下的三位神父的墓碑。利玛窦的正面被钻了若干不深的小洞；汤若望、南怀仁的碑是断裂的。于是，将利玛窦的碑正面磨平后重刻，汤若望、南怀仁的碑分别用树脂胶粘好。历时一年，利玛窦墓地修复。
1984年，党校出资扩建了传教士墓地。在利玛窦等三人的墓地东侧专辟一院，将散落在院中的60尊石碑重新竖立起来。就这样，墓地先后经历了两次大毁，两次大修。历尽风雨侵蚀，一尊尊斑驳陆离的墓碑，静静地矗立着，涅槃重生。
党校选址往事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西郊日渐繁华。在阜成门外仅2公里的地方保留这处墓地，显得不合时宜。1954年，市委党校筹建，看中了这处距离市区不远而又安静肃穆，郁郁葱葱的地方。市政府将西郊西北旺一块土地辟为新的天主教墓地，以换取这处地产；10万元购买了山字楼和口字楼两栋建筑，安置了部分无业神职人员的生活。酒厂迁至石景山重建。
对于墓地的处理，党校与北京天主教爱国会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党校主张将坟墓全部迁走，而教会认为，这样做会伤害教徒的感情，影响团结。据当时党校负责基建的老同志回忆，是周总理亲自作出决定，将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三人的墓碑仍在原址保留，龙华民、徐日升、索智能三人的墓碑移至教堂后院，其他800余个墓碑迁至西北旺。教堂不仅保留，而且还照常举行宗教活动。
于是，传授无神论的共产党的干部学校与传播有神论的教堂和平共处，相安无事。每逢礼拜天，钟声一响，远近教民熙熙攘攘地聚在教堂里，唱圣歌，听布道。党校学员每每路过这里，好奇地隔窗张望，或者干脆走进教堂，观看这些信男信女如何崇拜他们的主。
党校里的口字楼
墓地南行约50米有一座平面图形似“口”字的建筑，墓地西行约150米有一座平面图形似“山”字的建筑。三者遥相对应，呈鼎足之势。
“口”字楼，1903年建，作为法属遣使会修道院。1926年，“口”字楼里创办了“文声大修道院”，来自北京和华北地区的修士，在这里攻读哲学、神学，这里成了培养中国籍司铎的高等学府。到解放前夕，修道院有学生100多人，负责管理和教学的外籍神父8至9人。1948年，国民党军队将口字楼修道院变成了一座军营。他们在这里挖战壕，修道院曾被置于火线之上。
“山”字楼，1910年建，作为法国圣母会总院。楼南建了葡萄酒厂，专门生产做弥撒用的葡萄酒，还有位居住在这里的宗教人士提供副食的菜园和菜窖。于是，栅栏墓地逐渐发展成了一处以墓地为主，包括有教堂、神学院、教会学校等多功能的天主教教会产业。葬入这里的中外籍神父、修女以及非神职的外国人也越来越多了。
党校成立后两栋楼成为职工宿舍。
2002年一个夜晚，由于一个住户电热器使用不当，口字楼着了一把大火，屋顶被烧毁，所有住户搬了出来，后经修复，只做教室用……
记得上世纪80年代，我曾随家人先后住过口字楼和山字楼。踩起来吱吱作响的木质楼梯，狭长昏暗的走廊，一家一户的煤气罐，炒菜时整个楼道的油烟，10平方米局促的房间，高耸开阔的天花板，水房内水泥砌的池子，简陋潮湿的公共厕所，时间凝固住的钟楼，被爬墙虎占满的窗户……这就是我全部的居住记忆。
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党校幼儿园曾经安置在口字楼一层，口字形建筑包围起来的四合院里有滑梯、秋千、转椅、龙船、跷跷板……我们这群职工子弟就在那个一百年前曾经是聚满信徒手捧圣经的院子里戏耍着度过了童年。而那个乐园也在记忆中一片梦呓般的日光中渐渐隐去。
老房子为我们的视线提供了奔跑的场所。晴朗的夜晚，月光透过彩色玻璃窗射到地板上，随着时间的变化在地板上悄悄地爬行，教友们都来到了圣堂，他们手持蜡烛，燃着乳香，气氛隆重而肃穆，悠扬的管风琴伴奏声中圣灵降临……我试图在想象中复原房屋里的一切，所有的装置都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但是在这样市井气的老房子里，这样的想象显得有些步履维艰。那些贮藏在老房子里的宗教气息早已经偃旗息鼓。
如今，这里的生活显然与老房子的精致古雅无关，这里仅仅是一个栖身之所。再次走进老房子，爬上楼梯，楼道里嗅到煮饭的芳香令我想起小时候。我小心翼翼地走进人们的生活空间，唯恐这种光顾超出主人们的心理尺度。有人用驱逐的方式来维护自尊，也有人努力清理出一块地方，让我们坐下。这使我们有机会打量他们的生活。简易的家具用最紧凑的方式罗列着，像一堆未经推敲的词语，笨拙地搭配。潮湿的墙壁长了黑色的霉斑，墙皮一层一层地脱落。在这里，审美变得有些无关紧要。房屋与生活以一种简单生硬的方式粘接着。
人口塞满所有房间，此时的修道院已经成为集体宿舍，它仅能作为实用的居所存在，而所有与实用无关的事物均显得多余和奢侈。在这里，修道院早就开始被迫接受肮脏隐晦、混乱不堪、拥挤拮据的生活，尽管这里面也有欢乐、祥和以及邻里间的相互依靠，但是我们只能看到“现在”，“过
去”都隐在角落。“过去”与“现在”彻底断绝了关系。我们站在一个点上，而不是一条延续的线上。我们四顾茫然，既不了解来路，也无法判定去处。
对老房子改造再利用，并不拘泥于历史遗产保护的严苛限定，而是通过对历史信息的尊重与自身特色的定位，从现状中寻求答案，来获得发展空间。老房子的存在跨越了不同的社会形态，适应了不同时期、不同使用者的需要。如何为它寻找恰当的用途，使它的重要性得以最大限度的保存和再现？
在老房子功能演化的过程中，与栅栏墓地相关的信息传递的缺失确是种遗憾。是否可以在老房子中辟出一部分空间作为陈列馆，或是小型博物馆，使得人们能够更全面的看到曾经在这里上演的一幕幕故事，我想值得大家探讨。
法国梧桐的老干托举起千枝万条与老房子相依相伴，古树枝干的孔隙和老房子组成的画面有一种优雅庄重的素描感。一些剧组经常来这里取景。印象很深的是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马小军就是在口字楼的一个房间，第一次用望远镜看到米兰那抹绚丽的微笑……
就像影片中马小军一样，我偷偷地上楼，急速地冲下楼，楼梯的窗口都会射入大量的阳光，呈现出一种夺目的明黄与磨砺后的暗黄交织的颜色。岁月无情的穿过了房子的身体，它们不再年轻，有着特殊时代背景下的特殊烙印。我希望看到它们身体里生长出旺盛的生命力，这样的灵魂从不忌惮与太阳的直接对视，在灿烂的阳光下绽放开来。
墓主人们
自1610年利玛窦（上图）第一个入葬于这块墓地起，相继有邓玉函、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等数百位著名传教士、科学家、画家随之静卧于这方土地，墓地面积也不断扩大，成为明清以来西方传教士在东方安息的一个最为集中的地方。现在墓地共保留了63名传教士的墓碑，其中葡萄牙14人，意大利11人，德国6人，法国9人，比利时2人，捷克2人，瑞士2人，奥地利和斯洛文尼亚各1人及不明国籍者1人，另有14人为中国籍神父。
利玛窦（意大利）不是第一位进入中国大陆的欧洲传教士，却是其中最具历史影响力的人物。他在中国生活了27年9个月，在他之前没有一个外国人获得在京居住权，更没有哪个外国人能入朝为官，他开了先河。利玛窦最早把五大洲与“万国”概念介绍到中国，他是用西方新的科学方法和仪器对实地进行测量，科学绘制中国地图的第一人，他被封为近代中国钟表业的行业神。
汤若望（德国）成了顺治皇帝的“洋玛法”；制造各种观象仪器是他的拿手好戏，故宫珍藏着他精制的一个小巧玲珑的日晷。
南怀仁（比利时）用滑轮和绞盘把为顺治修建陵墓所用的巨型石料运过卢沟桥；视察京郊万泉庄河道，疏通河道灌溉稻田；重建北京观象台。
纪理安（德国）在紫禁城开办了玻璃车间，造出了望远镜所用的镜片，雍正办公都离不开他制造的眼镜；制作的地平经纬仪陈列于北京古观象台。
天文学家戴进贤（德国）为观象台制造了玑衡抚辰仪。
宫廷画师郎世宁(意大利)参与了圆明园内欧式建筑和园林的设计工作。
费隐（奥地利）主持重修圣若瑟堂（位于王府井的东堂）。
邓玉函（德国）的《奇器图说》介绍了西方的各种机械设备。
一只大理石雕成的石羊，静静地卧在墓地大门前的树丛下，它曾是我儿时的玩物，那时小孩子们总是调皮地在那儿爬上爬下，从没想过它从哪里来，它的主人是谁。现在看来，它显然是一只失群的羊，原来它是汤若望墓前石雕饰物中幸存的一个。
自利玛窦去世后，能与利玛窦齐名的就是这位德国传教士。使墓地得以扩大的，也正是他。汤若望在中国度过四十八年，辗转于粤、赣、浙、陕等省。顺治看重的是他在制定新历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非凡才华，并在利玛窦墓旁另赐他一块墓地。汤若望的墓碑与利玛窦的墓碑不同，不仅镌刻了皇帝亲笔撰写的祭文，而且碑文除了有中文、拉丁文之外，还有满文。这只失群的羊与现存的石碑一样，是历尽沧桑的幸存者之一，是一个沉默而又雄辩的见证。 D0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