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朝为北京留下了诸多颇具故事性的地名，“公主坟”便是其中之一。复兴门外的公主坟广为人知，但北京市辖区内曾有六处“公主坟”，分布于海淀、房山、朝阳、丰台等区。其中，除香山公主坟来源不明、无从考证外，房山区阎村镇公主坟村的公主坟，因葬有明朝永安公主，不仅有确凿文物与史料佐证，更是历史最为悠久的一处，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
永安公主朱玉英，是明成祖朱棣与仁孝徐皇后的嫡长女，外公便是明朝开国元勋、中山王徐达。史书记载她“天姿淑慧，静一端庄，恪奉圣训，笃于孝敬”，其母徐皇后素有“女诸生”之称，自幼对她悉心教导，也让她深得父母宠爱。
清明踏青之际，笔者来到公主坟村西的静安墓园，进大门沿大路北行至尽头，便能看到一座古香古色、顶覆黄琉璃瓦的重檐六角亭——“公主亭”，这是墓园为纪念永安公主所建。
亭前陈列着两块汉白玉石刻，均出土于永安公主墓旧址，现为房山区普查登记文物，一块是墓志盖，正面双勾楷书竖刻“永安公主之墓”；另一块是墓志铭，以小字楷书记载了公主的生平。亭旁还有一个倒置的陶缸，铭牌标注为“明代文物”，推测为当年公主墓室内的长明灯。
明朝洪武、永乐两朝的公主，生前多居南京，死后也多葬于南京及周边，唯独永安公主在明朝正式迁都北京前便下葬于此，成为明代首位葬于北京的公主，这与她的夫婿袁容密切相关。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18岁的朱玉英被祖父明太祖朱元璋册封为永安郡主，下嫁燕府仪宾袁容。袁容出身将门，父亲袁洪是开国功臣，官至左都督。靖难之役中，袁容追随岳父朱棣立下战功，其小妹嫁与南军统帅李景隆，这层亲眷关系也为朱棣夺得皇权助力不少。袁容老家在安徽寿州，他与永安郡主初婚几年，每年正月十五都会一同回乡祭祖，久而久之，乡亲们争相前往围观，逐渐演变成集会，后来又发展为贸易市场与新春娱乐场所，延续至今，袁容祖墓前仍立有《大明御赐袁氏三代先茔之碑》，记述其先祖事迹。
朱棣称帝后，25岁的朱玉英升格为永安公主，袁容也被封为“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驸马都尉、广平侯”，获赐铁券，子孙可世代承袭俸禄。彼时国都仍在南京，直至永乐十八年（1420年）才迁都北京，而袁容受命“掌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事”，是北京城内除赵王朱高燧外的实权人物，永安公主也因此顺理成章地居住在北京。晋封公主后，朱玉英愈发谦逊节俭，而袁容却年少得志、日渐骄横。永乐四年（1406年），都指挥款台途经驸马府未下马，袁容竟将其擒获毒打至濒死。朱棣闻讯大怒，虽未直接申斥，却借给赵王朱高燧的家信警告袁容，提及晋朝驸马王敦纵恣暴横终致覆灭的典故，袁容阅信后幡然醒悟，日后变得谦和周密、处事严谨，在永乐、宣德两朝屡获重任，去世后被追封为沂国公，谥忠穆。
永乐十五年（1417年）正月初九，40岁的永安公主病逝，此时正值南京元宵佳节，明成祖朱棣听闻噩耗后悲痛不已，下令停止所有节庆活动，辍朝四日，就连次日蜀王朱椿来京朝觐的宴席也被取消。同年二月二十七日，永安公主葬于北京顺天府涿州房山县永安乡佛仙山之原，成为继仁孝徐皇后之后，第二位葬于北京的明代皇室成员。公主与驸马袁容育有一子三女，宣德三年（1428年）袁容去世后，其子袁祯私自将父母合葬于一处墓园。要知道，明朝开国以来的礼制规定，公主与驸马不能合葬，而永安公主与袁容的合葬，打破了这一惯例，她也成为明朝首位与驸马合葬的公主。后来，她的两位同母妹妹去世后，其子女效仿此举，请求将父母合葬，得到皇帝准许，由此形成了公主与驸马合葬的新礼制。
值得一提的是，静安墓园中的公主亭并非永安公主墓原址，原墓址位于亭以东阎村镇西北的公主坟村内，背依佛仙山，地处丘陵与平原过渡地带，周围丘陵环绕、中间地势低洼，别名金水洼，是一处风水宝地。原墓园规模宏大，有砖石结构的高大宝顶，坐北朝南，前有享殿、牌楼、华表、石像生等，周围遍植松柏。但明朝灭亡后，墓园无人看守，数百年来屡遭盗墓贼侵扰，村民也拆毁地宫砖石建房、取土填坑，最终公主墓沦为巨大土坑，仅西北角残留数块条石与青砖护墙，墓室结构和随葬品已无从考证，仅出土了墓志、陶缸、汉白玉石虎及部分明代方砖。
由于永安公主墓遭破坏较早，到清代中后期，人们仅知此处为公主坟，却不知葬的是哪朝哪代的公主，甚至讹传为辽圣宗第十女“菩萨”之墓。1928年修的《房山县志》记载：“公主坟，在城东十五里，公主坟村东，昔有塔，今已圮。”《桐阴清话》也提及辽圣宗第十女小字菩萨，未嫁而卒，葬于西山无相寺，人称“菩萨坟”“公主坟”，清代诗人龚自珍还曾作《菩萨坟》一诗凭吊，诗中“菩萨葬茏沙，魂归玉帝家”等句流传至今。若非后来永安公主墓志铭出土，这段历史恐怕会一直混淆，成为千古疑案。
2021年2月21日，即永安公主去世604周年的第二天，她与袁容的后人袁波来到墓原址与公主亭前祭拜，取走墓址的一抔黄土、一片碎瓦、一块碎石，带回安徽寿县袁家祖墓，让这段跨越600余年的皇室往事，多了一份跨越地域的牵挂。
